摘要:  现代宪法理论中的效忠是一种制度性忠诚，而效忠宪法则是制度性忠诚的集中体现。

[48] 4.如上所述，在法国，广泛承认私人对公行政的权利的学说，并未回应法国主导性学说对德国公权论提出的问题，而常常与德国的公权论抱有同种的问题。该文献虽是《行政案件诉讼法》制定前的文献，但却是经典文献。

[11]全面审判诉讼(完全裁判诉讼)，在中文中一般译作完全管辖权诉讼。有机体说认为，团体与自然人一样是有机体，在法上与自然人同样对待，承认其法的人格。[4] 那么，如果将法律上争讼的判断基准和行政诉讼的诉讼要件从主观权利概念中解放出来，就能解决问题吗？但是，仅仅如此，即使在具体案件中没有法律特别规定可提起诉讼(例如，与居民诉讼相关的《地方自治法》第2422条)，也无法解答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这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三)作为个别利益与公益之媒介的各种利益间关系的多样性 如此，为了区分客观法与主观权利并加以关联，重要的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并在论证过程中，作为将个人利益汇集为公益、客观法的媒介项，考虑多样的利益。所谓权利，是指作为主体自有之物，以满足主体的理念和利益为目的的力。

奥里乌的学说已有很多研究，仅就较为近期的总结文献而言，也有注释6以及以下到注释13所引用的文献。[9]在私人的实体法公权上，如果承认各个人的利益受法规保护，就承认意志力或法之力的要素，意志力或法之力要素被抽象化了、几乎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此，自由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区分只是反映了本国特定的价值信奉，即是秉承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位，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主义，是个人主义还是团体本位，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其前提是承认本国法治的权威来自人民。

总纲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在法律渊源意义上，谁也不否认一国之内存在多种法源，但这并不因此导致各国认定本国属于一体多元法治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修宪建议和立法建议，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法律化、条文化为宪法和法律[25]298。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宪法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不存在两个或者多个权威并存的宪法。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该观点将一体认为是党的领导是对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三者有机统一的否定，也是对党章确认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片面解读。

无论各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如何，人民的具体所指有何差异，各国宪法无一例外地接受人民主权这一理论，将人民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但是，在纯粹法学看来，这两个秩序是合一的，国家秩序即为国家的法律秩序，国家和法律是一回事。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决定政党-国家对立只是西方国家政治现象，并非中国问题,这意味着过分强调宪法的规范性是不恰当的，宪法既是一部历史文件，也是基本的政治事实，还是价值决定。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国共产党宪法地位的合法性，确立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在这里，遵循宪法的指导思想同遵循党的指导思想，二者并不存在任何差别[25]299。历史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所言的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8]，说明宪法权威并不具备多元属性。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他认为，将国家和法律看作两个不同的事物即国家与法的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共同体不是一个和它的法律秩序分开的东西，没有理由假定两个共同的规范性秩序——国家的秩序与国家的法律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称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21]206。五、去党性的国家宪法观：淡化人民性 另一种弱化宪法党性的观点只承认宪法的国家性，否认宪法的党性。

美国学者认为，宪法具有挑战性在于宪法塑造了本国历史②。李林指出：宪法修改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宪法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此种双轨宪制的形成，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及行政权，整体上均呈现出双轨性，如执政党的全国及地方代表大会与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双议会），执政党的准司法机制即纪委与宪法层面的法院等司法机制，等等[1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宪法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认识决定宪法权威是单一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党章》宣明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包含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宪法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对我国宪法本质的科学论断，奠定了我国一元宪法的理论基础。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人民是任何国家法治正当性的唯一根据，也是国家的最终权威。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

（2）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许崇德指出，宪法起草委员会是一张团结的名单，因为宪法必须体现全国人民包括各阶级、阶层的利益，所以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应该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26]49。

我国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6]。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将政党-国家对立作为分析我国宪法本质的前提，存在者不同程度上去人民性去国家性和去党性的错误。

例如，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法）。再次，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亲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远赴杭州，在西湖之畔驻足三个月，殚精竭虑，钻研、起草宪法。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意志国家化的过程就是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三者统一的过程。其三，宪法规定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一元属性 引论 元，起始、开端、根本或者始源也，所谓一元之始，涉及权威的来源。

其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家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草案初稿，并将这个党内稿的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征求意见，最后经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执行宪法并且遵守宪法。

其二，确认宪法和党章二元宪治双重权威，意味着只承认党性和法律性，忽略人民性。当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统治关系发生根本转变时，宪法的阶级性质就会发生转变。

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宪法本质理论在我国的具体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本身还不是法律，必须经过国家机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客观化、物化为法律规定，才能成为法。

当统治阶级的力量加强或者削弱不改变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之时，只需修改宪法即可。宪法本质从属于法的本质。根据此动议，中央政府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相应的工作。最后，党国宪政用来形容政党独裁政权的本质，而不能用来概括我国宪法的本质。

在于区隔我国宪法的党性与国家性，将政党-国家看作对立的两个事物，并且忽视了宪法的人民性。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本质决定了我国宪法权威的单一性。

凯尔森认为，在纯粹法学看来，国家只是一个法律现象，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是一个法人。一、宪法本质与一元宪法 宪法本质是关于宪法究竟体现谁的意志的理论，即究竟谁说了算

政党宪法论将政党与国家割裂开来，与人民、与法律割裂开来，其结果是将政党视为一个凌驾于国家、人民和宪法法律之上的存在，等同于国民党时期一党独大的独裁统治，因而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国民党奉行一党独大，实行政治独裁，排斥其他政党、社会团体和组织参政、议政。